摘要：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上升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中国产业和企业竞争力增强，科技和先进制造领域的对外投资规模正在扩大，随着大国间政治博弈加剧，在欧美和印度，中国企业投资面临的风险与日俱增。海外投资企业不能仅仅作为地缘政治的被动接受者和受害者，仍然有主动作为的空间。
本文是《全球供应链重组研究》系列之五，作者林和坤，深企投产业研究院院长。
01 经济民族主义的表现与根源
全球价值链的高效率和专业化，是建立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基础上，通过产品内生产（服务）环节乃至工序的分工深化，推动产业链条的不断拆解甚至碎片化，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纳入市场化进程之中。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工的全球化与碎片化，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特征。随着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竞争加剧，大国对经济和产业安全的关注超越对贸易收益、价值链分工收益的关注。发达经济体推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再调整甚至收缩，使主要经济体增加调整成本，这将降低全球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必然削弱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
在全球化退潮过程中，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上升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经济民族主义往往深受政治思潮的影响，强调国家的经济独立、产业体系自主和国际经济竞争，秉持自利、零和博弈而非互利的思维，警惕甚至否定国际资本和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实施积极主动的国家干预和保护主义政策。甚至可以说，经济民族主义与18世纪民族国家兴起初期的重商主义一脉相承，重商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朴素的财富观与狭隘的零和博弈观的经济民族主义[1]。经济民族主义与技术保护、市场保护、贸易保护主义一起，成为一组相互强化的孪生机制，正在削弱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据经济学人最新报道，慈善机构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估算，十年前全世界制定执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约有9000项，今天大约有3.5万项。
在二战后初期，经济民族主义与当时的发展经济学思潮合流，共同为拉美、亚洲和非洲新兴民族国家实施自力更生的赶超战略，实施贸易保护和资本品进口替代，以及幼稚产业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参见本系列之一《供应链韧性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但强调国家的经济独立、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并非经济民族主义所独有，培育自生能力并非危害之源，更重要的是看在政策执行层面走得有多远，是否阻碍了比较优势发挥，损害了经济发展效率。与之相比，东亚的发展主义模式同样重视培育国家产业竞争优势，并在不同时期推行国家干预和不同类型的贸易保护，但更强调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积极引进国际资本（日本稍有不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推动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渐次升级。
02 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民族主义
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其国内经济民族主义兴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国间政治博弈的加剧。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相继步入技术成熟发展阶段，尤其是大国之间发展阶段差异的消弭，高端技术竞争正成为大国政治博弈的核心领域[2]。
在历史上，欧美发达经济体在不同时期曾实施过广泛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甚至通过国家支持的工业间谍等行为来获得技术，支持本国工业赶超发展[3]。美国建国之初，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提出保护幼稚产业。通过加强内部市场建设和实施工业保护，抵御欧洲工业制成品的竞争，效仿英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北方工业州的重要主张，而对于贸易保护的长久分歧则是引爆美国南北战争的焦点之一[4]。当欧美发达经济体获得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和技术领先优势之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更符合其国家利益，通过国际经济秩序建构来推行其自由主义理念。但当技术领先优势遭到削弱，特别是在高端技术领域遭遇重大竞争之时，保护主义总是卷土重来。
美国围绕限制他国技术超越、保持自身对外优势的总体战略目标，在对苏联、日本等国进行高技术遏制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类遏制政策：第一类是聚焦于对外高技术贸易体系的防御性民族主义遏制政策，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依托跨国联盟体系与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等；第二类是聚焦于对内高技术生产体系（国家创新体系）的进攻性民族主义遏制政策，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建立并完善促进高技术研发的政策体系与官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等。从短期来看，防御性的政策均未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长期看，美国通过强化并优化国家创新体系的制度设计，围绕高技术遏制的目标在国内形成合力，成为其决定国际高级高技术遏制成效的关键因素[5]。
当前美国在技术和市场领域的保护主义政策升温。《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涵盖了对美国本土（以及部分产品在北美自贸区）制造的大规模补贴，购买美国货的产业政策卷土重来。甚至欧洲盟友的汽车制造商都无法享受电动汽车补贴，面对盟国抗议，拜登政府只好做些修修补补，但大部分的政策已难以更改。欧盟的绿色补贴计划对应出台，《欧洲芯片法案》也呼之欲出，欧美对芯片、电池产业链的追逐演变成了逐底竞赛，规模经济水平下降，代价则可能由消费者共同承担。
美国经济民族主义的中心，是对中国的高技术企业进行全方位打压，同时借助其盟友和“价值观同盟”的市场体系来排斥中国企业。美国通过构建“民主与专制”、体制竞争的对抗叙事，力图加强与盟友在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的协同，以去风险的名义推动供应链在岸化、近岸化和友岸外包，同时将越南等东盟国家以及印度纳入友岸外包的范围。然而，越南、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价值观与美国是否一致，其民主体制是否达到美国认可的标准，实在大有可疑，这种接纳更多是现实主义的选择。近期美国进一步将投资行为政治化，推动西方乃至全球资本与中国的高技术产业脱钩，比如最近传唤红杉资本等长期投资中国的投资机构，酝酿禁止美国高科技企业投资中国的法案，审视阿布扎比等中东财团对中国的投资。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行为已造成广泛的“寒蝉效应”，也对我国的供应链安全稳定构成重大挑战。
03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民族主义
在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经济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的传统根基深厚。印度和拉美国家在二战后长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和保护主义政策。印度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力度之后，市场保护力度下降，市场准入水平有所提升，但贸易壁垒仍长期维持较高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印度简单平均进口关税达到18.3%，是全球贸易壁垒最高的主要经济体。拉美主要国家饱受“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困扰，在20世纪80年代起推行华盛顿共识和市场化改革失败之后，除了智利等个别国家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多数拉美国家陷入经济增长停滞、不平等上升、新民粹主义与选举周期相互强化的循环之中[6]。巴西是全球少数对华长期保持大额贸易顺差的国家，但在中巴双边贸易规模持续扩大的过程中，巴西对我国反倾销调查频率长期处于高位，成为继印度、美国、欧盟之后的对华反倾销大国。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对巴西的直接投资与巴西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中国对巴西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跨越反倾销壁垒的动机[7]。
近年来印度政府重点针对中国在印投资企业实施的保护主义政策，备受中国媒体和大众关注。印度作为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市场和汽车市场，得益于其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潜力，市场仍在快速发展，也因此成为过去十余年中国品牌企业海外布局的重要目标市场。比如，在智能手机市场方面，2023年第二季度印度市场前五大品牌中有4家中国企业，除了三星以外，VIVO、小米、realme和OPPO合计以近2000万台的出货量，占据55%的市场份额。为了应对印度长期存在的关税壁垒、贸易救济及对华频繁的反倾销措施，中国品牌企业较早在印度进行直接投资，如比亚迪2013年在印度设立电动客车合资工厂，小米、OPPO、VIVO等手机厂商则通过富士康、闻泰科技、龙旗科技、光弘科技等设立在印度的代工厂实现本土化组装。
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印度针对中国在印投资企业的执法行动升温。从典型事件看，根据有关报道，2023年6月，隶属印度财政部的中央执法局指控小米印度分公司涉嫌违反《外汇管理法》，冻结印度小米约48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据路透社7月14日报道，比亚迪向印度监管机构提交了一份10亿美元的投资提案，计划与当地公司合作，在印度生产电动汽车和电池。但据印媒《经济时报》7月22日报道，知情官员透露，印度监管部门以“投资安全”为由，拒绝了该提案（另有新闻报道则称该申请“正在等待中且仍然有效”）。2020年，长城汽车拟收购通用汽车印度工厂的协议，也因当地政府有意延误审查无疾而终。
最新的研究认为，印度教民族主义正在系统地影响印度的国家行为，其影响范围覆盖低政治的纯经济议题和日益具备政治敏感度的国际经贸议题，乃至传统安全等高政治议题[8]。在莫迪政府的第二任期，印度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逐渐主导其经济政策，印度贸易保护与对内补贴的力度上升。2020年5月，莫迪政府提出“自力更生的印度”计划，大幅调整了自由主义改革路线，先后采取了3000多项增加关税措施，波及70%的进口商品。受到国民志愿服务团影响，莫迪政府退出RCEP谈判，且在其他多边和双边贸易谈判中，试图利用印度的经济规模和地缘战略地位，争取更多有利的条件。国民志愿服务团推动莫迪政府打造了声势浩大的全面反华策略组合，对中国企业的执法行动是其中的一部分。
一般认为，随着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中美博弈推动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重新配置，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推行中国+1、中国+N战略以分散风险，而印度、越南等国将是主要的受益方。然而，由于中国企业是全球包括电子制造在内的诸多供应链的核心组成部分，供应链重组离不开中国企业的参与。比如，越南与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在长期演化中已经形成了深度的嵌合性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从台资企业布局越南开始，大量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从中国大陆进入越南，仅在制造业集聚的越南南部地区就有五六十万“中国干部”，一部分持续晋升或在不同外企之间流动，一部分则成为在越南创业的企业家。越南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也是与“中国干部”共同成长的过程[9]。
与越南采取平衡策略，在经贸领域持续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不同，印度在外交上从不结盟走向“多向结盟”[10]，在中美之间表现出更明显的偏向性。而根据有关报道，中国的电子元器件企业更加慎重审视在印度的投资风险，放缓在印度的投资节奏，加大在越南的投资布局。这可能使印度“自力更生”的制造业自主计划受阻，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反而成为其实现目标的障碍。
04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展
中国海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23）》，以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布的《202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势展望》[11]，2022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7950.4亿美元，较去年增加989亿美元，连续五年位居全球前三，仅次于美国和荷兰。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788.2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16.3%，连续十年位列全球前三。2022年，中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1465亿美元，其中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68.5亿美元，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0个国家(地区)的643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022年，中国流向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达216亿美元，增长17.4%，占比为18.5%；流向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9.5%和5.8%。
随着中国产业和企业竞争力增强，科技和先进制造领域的对外投资规模正在扩大。根据安永报告，2022年中国企业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的53%流入科技、媒体和通信，医疗与生命科学，先进制造与运输三个行业。在信息技术领域，中国的互联网科技企业与美国巨头正在开展全球性竞争。在新兴市场、东南亚、非洲等地，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百度、京东、美团等广泛参与对海外初创公司的投资，打造区域性的超级应用。
在中国的优势产业领域，海外投资也势在必行。新能源汽车与新能源产业链，包括动力电池、光伏、风电、储能等诸多产业领域，中国企业已具有全球竞争力，头部企业正在实施或者探索在海外的市场布局和投资并购，突破市场保护、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特别是满足欧美本地制造或者在岸制造的要求。例如，中国的电池企业已在海外尤其是欧美规划了近30个电池工厂，已披露的欧洲工厂产能近300GWh，占欧洲规划总产能的三分之一以上。
05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与应对之道
面对全球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政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在欧美市场，近年来TikTok、SHEIN、Temu（拼多多）等超级应用或电商平台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在地缘竞争形势下，正常的市场业务开展也遭遇了更频繁的审查，例如TikTok美国业务数次遭遇剥离的压力。在印度，2015-2020年期间，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投资了大量印度应用以及初创科技企业，此后300多款具有中国背景的互联网应用程序被封禁。
在高技术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优势产业和企业的关键技术流失风险加大。2022年底，商务部发布关于《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新增将大尺寸硅片技术、黑硅制备技术、超高效铸锭单晶/多晶工艺等光伏硅片制备技术纳入限制出口技术目录。根据相关资料，182、210大硅片技术是中国主导全球光伏硅片产业后发展出的新型主流技术，几乎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限制出口是保持中国企业技术领先优势，应对欧洲、美国、印度等主要光伏市场本土制造的举措。
面对印度的投资保护措施，中国企业大体通过三种方式绕过管制：
一是经由开曼群岛、新加坡或其他离岸金融中心，以非中资的身份再进入印度。与之类似，目前中国大陆在越南的投资中，绕道投资的规模可能很大。2022年，在对越南投资的10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投资规模位列第四，排在新加坡、韩国、日本之后，中国香港则位列第五，如果考虑中国大陆资本绕道新加坡、香港地区再对越南进行投资的情况，则中国大陆对越南的投资规模可能位列第一。绕道投资已经成为中国资本规避地缘冲突和民族主义等海外风险的重要手段。
二是通过与印度公司特别是具有影响力的印度公司合资进入印度。比亚迪第二合资工厂选择和印度私营企业基建巨头Megha合作，苹果的重要中国供应商立讯精密则申请与一家印度国内合作伙伴在印度建厂，但尚未得到批准。与印度企业合资，保障印度本土制造能力和技术提升，实际是印度政府一以贯之的态度。
三是通过品牌或技术许可的非投资合作模式进入印度。比如最近SHEIN选择非投资合作模式，与印度最大上市公司信实工业达成许可协议，信实工业的零售部门将完全拥有SHEIN印度国内业务，而SHEIN将为25000家中小型本地供应商提供生产支持和培训。
从长期来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在应对经济民族主义方面，有以下改进的余地：
一是加强应对封禁危机的能力。企业虽然是地缘政治的被动接受者乃至受害者，但通过未雨绸缪，也并非毫无还手之力。加强当地合作伙伴网络建设，争取所在国地方行业协会、合作企业以及新闻媒体的支持，以便在民族主义冲突暴发之时，拥有发声的渠道。对于在欧美投资的大型企业来说，有必要加强在政治游说方面的投入，在法律的框架内，保持与官方的沟通，并积极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权益。
二是应提升在海外的中国商会、行业协会的能力，避免单打独斗。企业本身可能不适合、也没有能力单独应对政府的压力，然而比较欧盟中国商会、美国在华商会和投资协会，在维持经贸往来、增加信息交流、代表会员发声方面常年发挥重要作用，而我们几乎听不到海外的中国商会的声音。
三是企业即使不能在民间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作用，也应加强与所在地的社群互动，在获得允许的基础上参与地方社区治理，同时加强非经营信息的透明度，积极履行ESG责任。
如果企业将经济民族主义视为一成不变的现实，将地缘政治压力完全置于经济逻辑之上，对任何风险一概规避了事，自然也就无法享受国际化的果实。只有坚持长期主义和动态演化的企业，才能成为商业世界建设性的力量，顺利穿越地缘竞争的惊涛骇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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