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与行业周期、政府招商引资、企业反周期投资行为等紧密相关。强化招商管理机制、政绩考核体系，激发地方政府对于资产盘活、并购重组的积极性，对于化解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长期过剩的风险有着重要意义。

前 言

我们曾经提到（参考《项目评估：招商引资项目的风险与陷阱》一文），从招商竞争不利的方面看，与招商相伴的产业补贴、金融支持，有可能导致资本价格扭曲以及“体制性产能过剩”，再与行业周期性过剩叠加，不但放大行业的波动性，也因为对全球市场供给和价格的影响，容易引发国际贸易方面的争端。

不可否认，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绩竞争，既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导致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同质化的重要原因[1]。林毅夫等学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企业所要投资的产业常常具有技术成熟、产品市场已经存在、处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等特征，因而全社会很容易对有前景的产业产生正确共识，在投资上出现“潮涌现象”，导致产能过剩[2]。

但目前在我国受到更多关注的产能过剩，是诸如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风电、储能、氢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比如，今年上半年，宁德时代的产能利用率仅为60.5%，而动力电池二三梯队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普遍在30%以下。我国光伏全产业链产能过剩，2023年末硅料产能翻番，而硅片、电池片、组件各环节2023年底的总产能都可能超过800GW，在2022年的基础上增长超过至少五成，接近全球两倍需求。当然，对于产能过剩的认定，一些行业专家认为，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产能是无效产能，而有效产能、高端产能总是供应偏紧。

无论是有效产能还是无效产能，产能过剩总是浪费。周期性过剩是市场竞争的常态，但长期过剩则意味着僵尸企业无法市场出清，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在我国，战略性产业的产能过剩，与政府招商引资、反周期投资行为融合在一起，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理解相关问题的形成机制，梳理发展对策，对于提升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01 反周期投资与产能过剩是竞争手段

在一些重资产行业，反周期投资作为竞争手段和策略博弈由来已久。在行业下行周期，先行者开展激进且可信的投资计划，将形成更大的产能，降低全行业的盈利前景，而落后一步的竞争对手，出于对未来产能过剩、价格激烈竞争的悲观预期，或者由于资本不足、现金流不佳，难以跟进投资，先行者得以在行业景气周期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竞争壁垒。这种边缘策略、勇敢者游戏，在资本密集且具有周期性的产业尤其明显。比如，集成电路、显示面板等产业的发展史，贯穿着反周期投资竞争，也与国家产业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密不可分。

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面板厂商的产能占据全球90%以上，夏普、NEC、东芝、JOLED等日企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而韩国面板厂商如LGD，其液晶面板业务在技术跟随、产线升级过程中经历了多年亏损。1995-1996年，全球面板行业进入衰退周期，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日本面板厂商经营状况不佳，三星、LGD等韩国面板厂商逆势大举投资扩大产能，至1999年，三星、LGD分别占据全球前二份额，反超日本厂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京东方为代表的国产厂商同样开展逆周期投资。随着中国大陆面板产能持续释放，液晶面板价格走低，至2022年三星、LGD停止TFT-LCD面板业务，将重心投向OLED面板，京东方、TCL华星等中国大陆厂商遂主导全球液晶面板市场。

台积电、三星、中芯国际等芯片制造（代工）企业，均是反周期投资的实践者。张忠谋宣称“产能过大比产能不足要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集成电路进入下行周期。张忠谋的继任者蔡力行奉行削减成本和裁员策略，2009年，张忠谋在退休四年后重返岗位，将蔡力行解雇，并宣布在两年内增加数十亿美元投资。自2000年以来，全球内存芯片主要企业从十余家减少到如今的三家——三星、SK海力士与美光，反周期投资帮助具有现金流优势的企业持续夺取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作为存储芯片龙头，三星半导体在2008年进一步融资扩产，助推存储芯片价格下跌颓势，DRAM内存颗粒价格由2.5美元跌至0.31美元、跌破1.4美元成本价，德国奇梦达、日本尔必达等竞争对手此后破产。近年来，欧美日韩加强芯片产业政策，加大晶圆制造补贴力度，极力推动全球集成电路产能布局调整，在欧美兴起集成电路制造的投资热潮，但除了地缘竞争带动的产业补贴，行业重点企业的反周期投资行为也起到了重要支撑。

02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产能过剩的助推器

一般认为，集成电路和显示面板等产业是具有正外部性的战略性产业，而由于其庞大的规模经济和竞争壁垒，容易形成垄断竞争乃至寡头垄断格局。在这些全球主要企业的崛起过程中，主要经济体为了保持、培育和创造竞争优势，争夺在高技术产业的尖端技术，对这类冠军企业的融资、补贴及其他政策支持如影随形，保罗·克鲁格曼提出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企业缺少自生能力的时期，政府会亲自下场。比如，台积电从设立第一天起，就不是真正的私人企业，而是台湾当局的项目[3]。

现在，对于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电池产业的补贴，已经演变为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军备竞赛”[4]，其成本和代价高昂。生产补贴在全球的泛滥，对于参与国家来说，可能意味着每个国家都无法取得产业主导优势。对于企业来说，主要竞争对手都获得大额补贴、充足的资本支持以实施反周期投资，全行业的投资更加激进，产能过剩可能长期处于高位，市场集中的情况将推迟到来，寡头企业不能通过掌握全球产能并在上行周期提价增加收益，价格战可能愈演愈烈。

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并不容易衡量。以我国显示面板龙头为例，京东方自成立以来，累计募资及间接融资总额近5000亿元（其当前市值不足1500亿元），其中政府资金、银行低成本信贷资金占绝大部分，累计净利润不足600亿元，为股东投资者累计发放的分红190亿元。仅就目前来说，对京东方的投资收益，与其获得的补贴及各类支持尚不匹配。更不用说，对特定产业和冠军企业的补贴、融资支持，可能会对其他战略性产业和其他成长型企业的融资产生挤出效应。

从全球范围来看，如果最终无法扶持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寡头垄断企业，在没有明显赢家的市场上，大额的产业补贴演变成对最终消费者的补贴，即由企业和政府“烧钱”来补贴全球消费者，买的越多，获利越多。从好的方面看，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电池及其材料相关产业领域，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对全球绿色发展贡献良多。而且，在规模效应作用下，我国在这些产业也已具备全球竞争力（虽然盈利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果能够在技术体系变革中始终屹立桥头，闲置的“有效产能”终将释放，也有可能长期控制产业链定价权。

理论上说，欧美日韩各主要经济体加强对绿色产业的补贴，让更多要素流入新能源等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业，加快全球碳中和进程，有利于增进全球人民的福利。这反过来验证中国对绿色产业投资长期补贴的有效性。欧盟与美国加大贸易保护力度，推动生产制造在岸化与近岸化，固然有助于其强化对供应链的掌控水平，符合地缘竞争的逻辑，然而，如果他们走得太极端，形成针对中国产品极高的贸易壁垒，试图推动供应链脱钩，不可避免将大幅增加西方乃至全球能源转型、低碳发展的成本，最终损害自身的利益。

03 严肃财政纪律，优化招商管理机制

对于我国来说，不用再去讨论产业补贴是否属于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暂且不考虑国际贸易争端的是非对错，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化解战略性产业长期过剩的风险。比如，地方政府在集成电路、显示面板、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风电等领域的招商引资项目，往往由国资参与投资，如果经营不善，由于沉没成本巨大，如果按照市场化处理（破产、拍卖、重组、转让资产和股权等），可能面临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相关在职领导也可能被追责。这种情况下，与其让企业倒闭、承担政治风险，不如给企业续命，等待未来的转机。

以显示面板为例，除京东方、TCL华星以外，二三梯队企业显然还是太多，并购重组的事件太少，而且往往属于国资之间的转让。从过去日韩显示面板产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在行业下行周期，行业内并购重组理应更加频繁且剧烈。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的问题更明显[5]。新能源汽车方面，由于电动整车产线工艺改进，老产线几乎没有收购价值，买卖双方对生产资质估值往往分歧较大，导致整车厂的并购重组历时漫长，交易往往因为资产权属复杂而被搁置，以致于新建产能远大于盘活资产，废弃抛荒的整车基地为数不少。

依托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推动市场出清，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强化财政纪律，硬化激励约束，是釜底抽薪之计，长期来说会让地方政府在重资产投资的招商引资项目上更加谨慎，但对现有项目闲置产能的盘活，仍然力有未逮。要激发地方政府对于资产盘活、并购重组的积极性，还是需要在招商管理机制、政绩考核体系方面做文章。

参考文献

[1]包群，唐诗，刘碧.地方竞争、主导产业雷同与国内产能过剩[J].世界经济，2017，40（10）:144-169.

[2]林毅夫,巫和懋,邢亦青.“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J].经济研究,2010,45（10）:4-19.

[3]克里斯·米勒.芯片战争（蔡树军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158-159.

[4]对制造业的补贴和保护将损害世界经济[J/OL].经济学人·商论，2023-07-26.

[5]顾文军.为何中国半导体并购难[J/OL].财新网，2023-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