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全球经济实力与政治经济版图重构

从经济发展来看，从1960年至今，亚洲经济体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是世界平均的2.5倍，是“富国俱乐部”经合组织成员国的2倍，并且还将持续下去。21世纪很可能是亚洲的世纪，“东升西降”这一趋势，并不必然指向美国的衰落，而是亚洲整体力量的崛起。东亚、东盟和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已进入到自我循环累积发展的过程之中，除非发展的进程被国家间的冲突和大规模战争打破。

从全球供应链的视角来看，亚洲供应链也在全球占据首要位置。2022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亚洲占比达到46%，其中中国、日本、印度、韩国占比分别为29.5%、4.97%、2.84%、2.6%，分列全球第一、第三、第五、第六，东盟六国（印尼、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合计占比为4.3%（2021年度）。新兴市场力量崛起重塑全球经济秩序，全球南方对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权力中心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提出改革要求，更加多极化的新型国际秩序正在形成。

对于中国来说，通过一带一路战略、RCEP实施、双边贸易关系协定等，加强与东盟和全球南方的经济和产业联系，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强市场、供应链、战略资源协同，发挥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纽带作用，提高战略互信水平，是实现安全与发展的重要举措。

02  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全球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乌克兰危机延宕日久，俄乌和平谈判尚处于早期，冲突出路和结束时间扑朔迷离。巴以冲突存在扩大化风险，已影响全球航运及供应链，可能冲击全球油气大宗能源产品价格。

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美国仍在加大印太战略力量布局，基于军事、科技、金融、联盟、传媒等软硬实力结合，从政治、经济、安全各项事务与中国进行竞争，在科技上推行“小院高墙”压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在产业上泛化国家安全并实际鼓动供应链脱钩、推动友岸外包与建设联盟供应链，在军事上形成岛链围堵，在台海、南海、东北亚等强化军事联盟存在和力量投射。全球化时期的博弈是正和博弈，以经济发展和全民福利为先，大国之间通过良性竞争和互利合作可以实现共赢，客观上带动全球发展，减少了全球不平等。地缘竞争是零和博弈，以削弱竞争对手实力、保持自身相对地位为出发点，甚至可能走向负和博弈。中美博弈和战略竞争的长期性和持续性方向难以改变，而中美高度竞争容易失控和恶化，使双边关系走向恶性循环，威胁全球安全稳定。

对于中国来说，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为应对中美长期竞争，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需要统筹安全和发展，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到更加突出位置。

03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持续调整

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超级全球化已不可持续，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商品贸易增速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速，但全球化尚未完全逆转，用“慢全球化”来形容可能更为贴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持续调整，美西方基于供应链韧性、地缘竞争和经济安全的逻辑，推动供应链区域化、本地化、在岸化、近岸化、友岸化，造成供应链碎片化、短链化，削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核心枢纽位置，推动全球产业资本、金融资本重新配置。跨国企业追求供应链韧性的调整，可以说是基于商业逻辑和经济理性，是合理的选择；基于地缘逻辑推动自主安全可控，则以降低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为代价，抬高全球商品的生产成本，推升全球的通胀水平。

从根源来看，在全球化过程中金融资本、科技资本集团、跨国公司获得大部分红利，但全球化的收益未能得到合理分配，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就业结构变化与制造业就业机会的转移，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富分化加剧，民粹主义盛行。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主要大国的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再度崛起。经济国家主义具有三个特征：强调安全优先，涵盖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重视科技和产业竞争，技术关系到安全、独立与国家地位；将工业化、实体经济视为增强国家实力的必要手段。经济国家主义要求实施积极主动的国家干预和保护主义政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欧美产业政策升温，比如美国转向强化政府干预、护卫国家安全的“新华盛顿共识”，通胀法案、芯片法案依托大规模的产业补贴，叠加对中国供应链的定点排斥，推动高端产业和先进制造回流。当前全球三个产业中心，即北美（以美国为中心，辐射加拿大、墨西哥）、欧洲（以德国为中心、辐射欧盟和英国）、亚洲（以中日韩为核心，辐射东南亚和南亚）三大制造业中心，如果地缘竞争和大国阵营分化进一步加剧，存在形成由大国主导、相互分割的科技、金融和产业网络的风险。

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另一方面，要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障在极端情况下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04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当前，对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表现、所处阶段尚未有定论，特别是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革、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成效，还有较大争议，也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产业存在较大泡沫。

从产业变革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引领，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数字经济等产业领域多点突破、交叉融合趋势明显。新技术、新产业赛道不断成熟，新能源汽车大势所趋，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工业互联网产业规模迅速壮大，扩展现实、增材制造、无人驾驶、无人机、金融科技、区块链应用等新技术方兴未艾，氢能源、飞行汽车、轨道航天、基因治疗、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迸发市场活力，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元宇宙、未来网络、深地深海、可控核聚变等技术不断取得突破。

产业变革以不可阻挡之势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发达国家纷纷强化重大前沿技术部署。在数字经济领域，尖端科技由于规模经济、技术门槛以及网络效应，呈现赢家通吃、寡头垄断的特征，跨国龙头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掌握定价权，因此，高端产业和核心领域的技术突破以及产业竞争，也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

对于中国来说，在大量新领域、新赛道，我国与发达国家大致处于相同起跑线，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实现“换道超车”拥有重要机遇。因此，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就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紧抓新质生产力发展主线，集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前瞻部署攻关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成果应用，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取得先发优势。

05  全球危机和重点治理问题待解

全球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既有治理体系失速失效，全球公共管理出现集体行动困境，公共物品供给短缺。碳达峰碳中和关系全人类福祉，全球极端天气频发、强发渐成常态，全球能源转型迫在眉睫，转型的时间窗口转瞬即逝，如果缺少全球合作特别是主要大国合作，减少经济国家主义对低碳产业国际分工协作的干扰，则能源转型将沦为空谈。自然灾害和地缘冲突等因素引发的核安全风险日益显著，核事故、核扩散对全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人工智能主导的自主武器、基因武器等风险巨大，可能使军事冲突演变为全球灾难。传统和新发感染性疾病不断出现，应对大流行常态化挑战需要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更加紧密的合作。恐怖主义根源仍未消除，伴随地缘冲突、局部冲突加剧，恐怖主义活动加速回潮，而国际反恐合作遭受冲击。全球货币金融治理体系面临多重困境，全球性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根源未解，对发展中、不发达国家的风险尤为巨大。全球面临的风险问题也可能使得大国竞争维持斗而不破，解决全球赤字问题则亟待各国加强合作，推动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