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全球供应链重组研究》系列之四，作者林和坤，深企投产业研究院院长。

亚洲作为全球供应链中心的地位为何稳固？

各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是参与全球供应链分工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纺织鞋服、家具家居、轻工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转移过程中，亚非拉一些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优势显著的国家，包括远隔重洋的小型经济体，都可能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增长动力。然而，在可见的将来，非洲和拉美仍无法取代亚洲在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地位。

即便是在非洲，一些出口导向的小型经济体，遵循东亚式的贸易管制和产业政策模式，也有机会取得较好的发展绩效。毛里求斯是非洲的一个岛国，目前人口不过130万，营商环境却长期在非洲位列第一，是我国企业进入非洲投资的桥头堡。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毛里求斯依托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以纺织服装为主的出口加工业（香港地区的企业家在第一波投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形成纺织服装加工、制糖业、旅游业三大支柱产业，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发展，2022年人均GDP上万美元。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对毛里求斯的发展道路进行剖析，一个广泛参与的政治体制保持了制度稳定，也为实施“严重的政府干预、广泛的补贴以及包括建立出口加工区的针对性举措”提供保障，但这样具有鲜明“东亚干预主义”特征的发展模式并不容易复制^[1]。

毫不奇怪，非洲的人口大国，没能走上类似毛里求斯、博茨瓦纳等小国的发展道路，而后两者均已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非洲总人口约13亿人，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50年还将翻一番、占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2100年则可能达到全球的40%以上。非洲人口稠密的地区，尤其是尼日利亚、埃塞尔比亚、埃及等人口过亿的国家，年龄结构年轻、劳动力总量庞大，理论上拥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有机会成为对欧美重要的出口基地，但出口导向型工业包括纺织服装业的规模和增速，远远不如东南亚和南亚同等人口规模的国家。2021年，非洲大陆出口服装价值约73亿美元，仅相当于越南的19%、孟加拉国的17%（2022年）。比如尼日利亚，GDP总量位居非洲第一，人口规模超过2.1亿（2050年有望成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现在却是非洲服装（包括二手服装）主要的消费国和进口国，其中从中国进口的比例过半。近年来，尼日利亚接受外国直接投资包括绿地投资的规模有所增长（只是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出现大幅波动）^[2]，但总体上以能源工业投资为主，纺织服装工业基础薄弱，接受的外商投资也寥寥无几。

为什么非洲未能进一步嵌入全球供应链？非洲国家间地理上的隔绝、政治不稳定、宗教部族冲突和战争、掠夺型政府、贸易政策选择等等，当然都很重要，但类似尼日利亚、埃塞尔比亚这样的人口大国，在其政治稳定期（一般也是重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时期），也未能发展出类似东亚、东南亚那种高增长的出口加工业，则可能要从经济地理方面来寻找原因。

自二战以来，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中心的变迁遵循一定之规。跨国公司在推动全球产业梯次转移和供应链重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影响成本和收益的各个方面，因此，政治环境、出口导向政策、要素成本、基础设施以及当前和未来的市场容量，都是跨国公司供应链布局的重要参考因素。但全球制造业中心是由一系列工业城市、都市圈、经济区和相邻的经济体、贸易区构成的，参与的区域以及要素总量越多，区域间的协作关系越紧密，分工的效率越高，本地市场效应、创新外溢效应越显著，这种外部规模经济远超单一经济体所能实现的潜力。

亚洲，或者说东亚、东盟和南亚，作为一个整体，已进入到自我循环累积发展的过程之中，除非发展的进程被国家间的冲突和大规模战争打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理解“东升西降”这一趋势，并不必然指向美国的衰落，更多是要理解亚洲整体在21世纪的前景和发展目标，从而切实推进亚洲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最近，英国《经济学人》创造了“亚洲替代供应链”（Asia Alternatives）的概念，提出从日本北部的北海道，经过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东盟国家、孟加拉国，延伸到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邦，这个环绕中国的新月形地带拥有足够的经济体量、要素总量，有望形成对中国供应链的替代。在期望中国与欧美脱钩断链的政客看来，这样一个替代供应链似乎可以实现对中国的隔离，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满足“友岸外包”的构想，或许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还能延缓和削弱中国的发展势头。

然而，从产业层面、微观层面看供应链的相互关系，“亚洲替代供应链”要真正发挥作用，实际意味着中国和东盟、南亚经济联系甚至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表现出来的是中国与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双边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所谓的“亚洲替代供应链”只是亚洲整体供应链对欧美呈现出的一个面貌。

从现实来看，当前亚洲经济体内部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亚洲替代供应链”在隔绝中国供应链，延缓中国价值链升级方面的效用尚未显现。2021年亚洲工厂中，主要亚洲经济体在中间产品贸易上对中国的依存度都最高，在交易量最大的22类中间产品中，中国有20类处于领先地位^[3]。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22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6.52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进出口的中间产品4.36万亿元，增长16.2%。

让我们回归基本的经济学逻辑：经济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资源或者要素生产用途的变化，总是有相应的机会成本，如果没有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则意味着浪费和损失。站在全球经济的角度，供应链重组的成本越高，全球经济受到的打击越严重，最终没有几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如果所谓的“亚洲替代供应链”意味着中国受损而东盟、南亚国家受益，供应链重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无谓损失，与贸易战类似，则需要根据各个行业领域的市场势力、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等因素，其成本最终由中国和西方国家各自承担。

分工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如果“亚洲替代供应链”整体上运作良好，加快推动东盟和南亚国家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全球分工体系，则亚洲供应链在全球的地位将进一步强化，亚洲主要经济体有可能在分工协作过程中整体受益。如果中国能够更好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缓解就业市场面临的冲击，中国与东盟、南亚的经济联系加深，将不受所谓“亚洲替代供应链”的干扰，反而能够通过亚洲的整体发展壮大自身。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经济一体化不会一帆风顺，发展绝非唾手可得。就东盟国家和南亚各国来说，在发展经济和区域协作过程中，需要有效应对下列挑战。

首先是要争取稳定的外部环境，避免被拖入地缘冲突的泥淖之中。“亚洲替代供应链”即使存在，东盟和南亚国家也必须在中美对抗中尽可能保持中立。在与中国的贸易联系深化过程中，选边站队美国，与中间品方面对中国的依赖反而形成冲突，进而削弱这些国家在亚洲供应链重组过程中获利的机会。东盟、南亚与中国之间存在众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分歧，更要注意管控民间民族主义，避免对经济协作造成严重干扰。

其次是要构建稳定的内部环境，形成持久专业治理的执政文化。发展经济需要专业治理，专业治理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但经济上的不发达与政治上的不稳定往往相生相伴、如影随形，以致于在不发达国家推动专业治理往往是一种奢望。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以孟加拉国为例，经历了数十次未遂军事政变之后，实施威权主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一党制也已呼之欲出。自2005年以来，孟加拉国的GDP增速常年保持在6%以上（除了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当年），2021年人均GDP反超印度，经济成就令人瞩目。为了实现政治稳定，即使是印度这样的国家，也要经常借助民族主义，甚至向强人政治靠拢，但强人政治也不见得能带来专业治理，或者专业治理往往不持久。在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还有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就是要在选举周期中，如何避免国内不平等造成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最终导致民粹经济学卷土重来。

第三是要推动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形成统一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对于印度来说，加强全国28个邦、8个联邦属地的统一大市场建设尤其迫切。要克服各邦之间僵化的劳动力制度、纷繁复杂的税率、区域间的市场分割，以及过往财政和税制安排下邦政府对于发展经济的激励不相容问题，均需要长期持续的改革。印度劳动法繁杂而苛刻，女性劳动参与率低下，对发挥人口红利优势、壮大正规经济和就业规模造成严重障碍，但在近期苹果和富士康等跨国巨头的生拉硬拽之下，在卡纳塔克邦总算有了显著进展，印度工厂得以实施“两班倒”和让女性加班。经过十多年的拉锯，2016年，印度终于通过全国统一消费税提案，但为了避免对各邦收入短期内造成大幅冲击，提案包含了七种不同的消费税率方案，统一税率依然未竟全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四是要妥善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以及世界经济的风险外溢问题。这些全球性挑战包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灾变应对以及能源转型，特别是在欧美实施碳排放交易体系、碳边界调整机制并征收“绿色关税”的背景下，如何避免出口导向型工业的成本过快攀升；人口老龄化问题，多数国家和中国一样，很快会面临未富先老的严峻挑战；自动化、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应用加速落地，可能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规模就业构成威胁；美元加息周期的外溢效应，面临资本外流、货币及汇率稳定、外债偿还、出口等各方面的综合冲击，需要参与完善全球货币金融治理体系，推动本币结算和本币互换，构建区域金融安全网；经济服务化面临的鲍莫尔成本病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