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全球供应链重组研究》系列之二，作者林和坤，深企投产业研究院院长。
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全球供应链和市场，如同毛细血管和肌肉骨骼交融在一起。在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叠加新冠疫情过程中出现的供应链问题，跨国公司或被动或主动，实行“中国+1”或者“中国+N”战略，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分散化以提高韧性，规避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
不过，产能和供应链的转移绝非易事，跨国公司最好是来一场精准的微创手术，但也有可能伤筋动骨，搞不好还会一命呜呼。
在全球经济民族主义的浪潮下，供应链再配置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被母国、供应链中心所在地放到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并且被政治化解读，因而免不了鸡飞蛋打、两头受气。无论如何，企业家要小心翼翼，谨言慎行，像戴尔公司这样，出现2024年全面“停用中国芯”， 2025年将50%的产能移出中国大陆，2027年完成100%撤离的传闻，大张旗鼓“割袍断席”，充当政治冲突的马前卒，几乎等于自断手脚。
现在，全球的显微镜都对准了苹果公司。按照英国《金融时报》近期一篇深度报道的说法，蒂姆·库克历经二十多年一手打造的苹果供应链帝国，面临着“清算”的风险。
苹果的成功依赖于中国完整的制造业生态系统，而双方彼此获益。超过95%的iPhone、AirPods、Mac和iPad都是在中国制造的，苹果去年大约有740亿美元的营收来自中国市场，占总营收约五分之一。苹果全球供应链中的150万工人，绝大多数位于中国；2021年，苹果供应链工厂中，中国大陆的工厂有383个，占了48%。按苹果自己的估计，自2008年起，苹果已经培训了至少2360万名工人。
兜兜转转回到老地方。《金融时报》引用一系列供应链专家的说法，中国开发的专业技术是难以取代的，苹果别无选择，只能保留他们在中国的大部分制造业务，并承担经济和政治成本；无论印度越南有多么大的潜力，绕了一大圈，苹果最后还得回到中国。如同中美完全脱钩，至少近几十年都不太可能发生。无怪乎库克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还要强调苹果与中国共同成长。当然，苹果和库克，对于每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时政客的攻击，应该早已做好准备。
站在ESG的角度，苹果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关系，大体上是对等的。日本政策研究大学经济学教授邢予青长期专注于国际贸易和价值链研究，特别是2010年对苹果手机价值链的拆解，开启个案研究的先河。根据邢予青的研究，2018年，每售出一部1000美元的iphoneX手机，中国大陆可以获得其中10.4%的增加值（2009年不过是1.3%）。虽然没有更新的数据，我想按照中国大陆在苹果价值链攀升的速度，2022年达到15%以上的比例，也不是不可能。这与中国市场占苹果收入的比重已经相差不远，如果不是长江存储进入苹果芯片供应链受阻，比例还可以更高。
在哪里挣大钱，总要对当地有所贡献，“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朴素的道理，不需要经济学原理来帮助解读。
一个世纪前，汽车流水线生产的发明者亨利·福特，给工人涨薪一倍（达到当时平均工资的三倍），他是用类似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企业要保障工人的收入，他们才买得起自己生产的产品。按后来的研究，福特的设想大概不能马上实现：工资翻一倍，工人当时还是买不起福特汽车。
不过，实行效率工资确实大幅降低了福特的员工流动率，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规模经济则使福特T型车的售价从1910年的950美元降至1923年的269美元。据说福特流水线创造了第一批中产阶级，但从总量看，1920年代以前，美国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没有太大变化，GDP增速倒是领先全球。将老福特的逻辑推而广之，大型跨国公司在重点市场的收益，与其在当地的社会责任不可分割。
企业规模越大，搭便车越难，跨国科技企业必须掌握投资和市场的平衡术。让我们看看三星电子。2018年三星手机在中国的市占率跌到1%以下，2019年三星电子将面向全球市场的终端（手机、电视、白色家电）组装基地全部撤离中国，搬到东南亚和印度，逻辑上站得住脚，贸易战也给了企业充分的动机。
同时，作为全球存储芯片、OLED面板的龙头，三星电子2021年全球1.5万亿元人民币收入中，中国市场占比仍达到16%。三星在产业链中上游的产品与中国市场的联系如此紧密，2018年以来对中国新增投资200多亿美元，扩展西安和天津基地，形成闪存（占全球产量10%）、OLED模组、MLCC、三星SDI锂电池等工厂布局，也就不足为怪了。
只要条件还允许，企业会创造出各种办法，规避民族国家对供应链的封锁，有时会让制裁手段大打折扣。但也不总是有效。
2010年中日钓鱼岛危机爆发期间，我国实际停止稀土对日本的直接出口。2012年，信越化学在龙岩长汀设立稀土合金加工厂，主要生产稀土磁铁合金、钕铁硼磁材，间接规避后续稀土制裁的风险。
2019年，因为二战劳工赔偿纠纷，日本对韩国实施“半导体材料禁令”，禁止向韩国出口氟化氢、光刻胶等半导体材料。反过来，一些日本材料厂商为了规避对业务的冲击，申请暂缓禁令或者排除机制，或者扩大韩国原有工厂的产能，住友化学则在韩国直接设立EUV光刻胶生产线，使得韩国三星、SK海力士等企业运营大体不受影响。在此期间，三星、SK海力士、LG大举投资推动进口替代，我国的氟化氢等半导体材料企业也因此受益。
印尼镍矿产量约占全球三分之一，为了延伸发展下游金属制品，并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链，2020年印尼政府禁止出口未经加工的镍矿石，以吸引全球企业投资镍矿冶炼和下游产业。虽然在WTO最终裁决印尼违反规定败诉，印尼总统佐科已经决定不会终止禁令。除非钠离子电池等材料体系有重大进展，否则，印尼大可能实现其产业目标。
中美贸易战延续至今，301调查加征关税产品排除机制的实际操作，让我们看到，大国贸易战本身就是供应链封锁的微操对战。按照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徐奇渊、东艳团队的研究，每一项企业的排除申请，是否被美国政府批准，背后都反应了该项产品真实的经济影响：生产技术更复杂、供应链条更长、短时间寻找替代品不容易的行业和产品，对于美国企业的申请，排除比例更高，从而给美国企业以缓冲时间寻找替代供应链；对于产品生产工艺简单、价值较低、供应链转移较为容易的类型，则保持加征关税和排除机制并用，增加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去的概率。
美方希望在减少美国进口企业和经济受到损害程度的同时，最大可能促使去中国化，然而其他一些研究认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基于供应链可选择的空间、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增加的成本似乎更多由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承担。通过越南对美国的转口贸易，也只占越南新增出口规模的一小部分，主要还是中国企业基于成本考虑产生的实际投资。
枯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石板上回荡的是再等。
从80年代的美日半导体争端，2019年的日韩半导体材料封锁，再到美国的通胀法案和芯片法案出台。历史似乎在循环论证，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大国之争最终要落到对半导体技术的封锁与控制。美方要压制中国战略性产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必得构筑“小院高墙”的半导体技术管制联盟，聚焦高端芯片本身以及芯片制造设备，锁死芯片技术的升级。
在夹缝之中，三星、SK海力士、高通、博通、TI等等以中国为主要市场或设有芯片制造基地的跨国公司，需要筹谋变通之策。例如，接受芯片法案补贴的企业，不得将其在中国大陆的芯片产能提高10%以上。那么，随着工艺技术进步，硅片切割和材料利用效率提高，三星、SK海力士在华工厂用同等数量的硅片和材料，造出更多的芯片，应该不能算是产能扩张——这是韩企的理解。
在中美围绕芯片的微操攻防中，作为全球存储芯片三巨头之一的美光在华遭到审查。慢慢的，皮球滚到芯片使用终端，特别是苹果这家市值2.6万亿美元的跨国公司脚下——如果美光的先进制程芯片无法进入中国，富士康、立讯精密等中国工厂无法采购，要不要用三星西安工厂、SK海力士无锡工厂的芯片？长江存储、合肥长鑫的产品能不能采购？
失去中国供应链对创新开发的支持，以及失去中国市场的风险，都会对苹果的经营以及市值造成重大冲击。甚至，苹果也可能在和三星等消费电子巨头的竞争中落后。苹果这样的跨国公司和冠军企业，作为一国产业竞争力的支撑，如果他们的发展离不开全球供应链，那么他们必将承担责任或代价。
中国社科院的张宇燕教授提出，宗教热情—商业理念—集团政治, 三位一体, 构成了美国行为的三大支柱。现在全球供应链都在等待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作为在华利益攸关者，苹果这些跨国公司能否通过商业理念和集团政治的结合，依托政治游说，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封锁中打出一个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