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苦耐劳的亚洲人？

东西方民族国家的国民，往往被贴上不同的标签。比如儒家文化圈的中日韩国民吃苦耐劳、集体主义、服从权威，美利坚国民追求成功、个人主义、冒险进取。且不说这些标签是否妥切，这些鲜明的国民特性，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有帮助吗？

关注制度的经济学家也关心文化对增长的作用，然而莫衷一是。新制度经济学一般认为，文化传统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够影响交易成本，一国文化的演进会影响正式的制度变迁，进而影响经济绩效（诺思），文化和价值观容易导致制度变迁出现路径依赖（格雷夫）。

对于东方集体主义，某些学者认为，这是东亚民族国家经济起飞的桎梏，特别是集体主义与威权政治、计划经济更容易结合，如果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过程拖而不决，路径依赖可能导致高昂的时间成本和试错成本。在日本、韩国，少有人研究集体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冲突，我们也很少看到类似的说法；在新加坡，儒家文化在很长时间里被视为国家资源禀赋的一部分，是长期增长的助力。

抛开文化传统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争议，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即给别国人的普遍印象，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持续演进之中。比如，所谓的“吃苦耐劳”，当真是东亚文化一以贯之的属性吗？这种说法，在上个世纪60年代“亚洲奇迹”之后才成为主流。

美国传教士西德尼·古利克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生活了25年，他在1903年所著《日本人的演变》中提到，许多日本人给人的印象是“懒惰以及对时间的流逝完全不在意”。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在《富国的伪善》中引述1915年一名澳大利亚管理顾问对日本人的看法，“当我看到你们的人工作时，很快就丢掉了你们劳动力廉价的印象。无疑，他们所需的报酬很低，但是产出也一样地低；看过你们的人工作使我感到你们是一个非常满足于懒散的民族，认为时间不重要。当我向一些管理人员反映这些问题时，他们告诉我不可能改变与生俱来的民族习惯”。

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人对中国大陆民众的普遍看法，同样是“懒散”、“无所事事”和效率低下，难以胜任工业化发展的素质要求，恰如当今国人对某些东南亚和南亚、非洲国家民众的看法。似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文化传统和国民性适足以作为其落后之根源；而进入增长快车道后，反过来被论证为经济增长的助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国民性、文化传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不过是先入为主的推定而已。再过二三十年，恐怕世界又要惊叹南亚、非洲国民吃苦耐劳的品质了。

在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里，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没有国别与文化之分，亚洲国民从昔日之懒散到今日之勤劳，无非是激励发生了作用。还有一个更好的解释是，在二元经济阶段，工业化起步期一时无法消纳淤积在农村的海量剩余劳动力，大量劳动人口隐性失业或半失业，以致于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同时，就业人群的劳动纪律、劳动素质以及对应的生产管理技术，要在外资企业知识外溢、“干中学”过程中逐步得到培养提升。

全球供应链的转移或重组，让参与各国的经济起起落落，这个过程中亚洲主要经济体受益最为明显，其整体发展举世瞩目。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中国大陆、印度，甚至是孟加拉国，亚洲嵌入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范围持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同时形成了经济增长俱乐部。数据显示，从1960到2018年，亚洲经济体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4.7%，远高于1.9%的世界平均增长率和经合组织成员国2.2%的平均增长率。

亚洲的发展减少了全球不平等。进入超级全球化阶段，全球的经济收敛、收入趋同才逐渐成为现实，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份额不断提高，卢卡斯之谜（即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条件下，为什么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已得到根本改观。在发展经济学家（比如萨拉·伊·马丁）看来，尽管几乎全球所有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都有所加剧，但国家间的不平等却在下降，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980年代以来，占全球人口近半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中国、印度人均收入持续提高，实现了全球减贫事业最伟大的成就。这也是全球供应链造福全球经济的典范（虽然现在面临气势汹汹的反弹）。

经济学家孜孜不倦的寻找穷国变富的秘诀。罗伯特·卢卡斯的名言是，“人们一旦开始思考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就再也不会去想其他事情了”。“亚洲奇迹”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展经济学家们为之着迷，总结如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实践，挖掘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中，探究亚洲各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之源，与理解全球供应链背后的推力，实际上是一回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保罗·克鲁格曼尖刻地评论，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快速增长，来自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快速增加，不是通过提高效率实现的，这是汗水经济，而不是智慧经济；亚洲的发展建立在浮沙之上，随着要素投入增长放缓，资本边际报酬递减，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不可持续，亚洲奇迹迟早幻灭。“李光耀执政时期新加坡的增长与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的增长是经济‘孪生兄弟’——都是纯粹靠动员资源实现的增长”，克鲁格曼对新加坡的批判让李光耀多年来耿耿于怀，当新加坡名列全球创新国家前列之际，他也得以扬眉吐气。

认为亚洲的发展与技术进步无关，与发展事实不符。增长核算中，对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或者索洛余值（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情况下额外增加的生产效率）的测算，一直是个难题。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大量技术进步蕴含在资本投入中（林毅夫），如果无法有效进行分解，产出的增长绝大部分可以用要素投入来解释，以致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此外，如果非生产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在资本存量的比重较大，也会夸大资本的贡献。TFP核算方法的固有缺陷，恐怕正是克鲁格曼误判的原因。

在各种经济理论中，二元经济与结构转换，是解释亚洲奇迹比较合适的工具。按照蔡昉对二元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认为，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大体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随着现代医学、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二战后亚非拉国家普遍度过马尔萨斯陷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与人口的低增长），并在第一产业淤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格尔茨内卷化）。

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亚洲主要经济体实施开放以及外向型发展战略，参与全球化进程，庞大的劳动人口进入全球分工体系，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进入生产率更高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经济保持较快增速，产业呈现库兹涅茨式的演进，即进入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同时，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从总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改善人力资本的存量，加上规模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干中学、创新外溢等作用，资本积累加速与技术进步同时发生。印度、印尼、越南、孟加拉国、菲律宾等大体上处于这一阶段。

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经济活动人口下降，基于劳动力总量的人口红利、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逐渐消失，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减缓，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过程中，资本回报率也会下降。进入这个阶段的经济体，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需要找到新的增长源泉。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进入新古典增长阶段，增长动力来自于创造性破坏、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这也是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现状。就目前而言，也仅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处于这一阶段。

大雁往南飞：亚洲供应链一体化

二战以来，全球供应链经历多次转移，形成了北美（以美国为中心，辐射加拿大、墨西哥）、欧洲（以德国为中心、辐射欧盟和英国）、亚洲（以中日韩为核心，辐射东南亚和南亚）的三大制造业中心。从总量看，亚洲供应链在全球占据首要位置。2022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亚洲占比达到46%，其中中国、日本、印度、韩国占比分别为29.5%、4.97%、2.84%、2.6%，分列全球第一、第三、第五、第六，东盟六国（印尼、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合计占比为4.3%（2021年度）。

中美博弈推动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重新配置，叠加供应链区域化和近岸化趋势，亚洲供应链加速一体化发展。从东盟和南亚的情况看，除新加坡之外，都处于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政治总体较为稳定，劳动人口规模庞大，具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借助跨国公司中国+1、中国+N战略实施，积极承载产业转移。以电子制造为例，2015年起，随着全球终端进入滞涨阶段甚至负增长，高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成为ODM和代工厂布局重点。贸易摩擦发生以后，全球大型EMS代工厂继续分散供应链风险，将产能部分转移南亚、东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