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全球供应链重组研究》系列之一，作者林和坤，深企投产业研究院院长。全文2600字，阅读约需7分钟。
有限的韧性
对供应链韧性的追求从未消失。只要人类社会尚未大同，民族国家继续存在，商业世界的运行总会有摩擦。民族国家诞生百多年来，领土争端、霸权争夺此起彼伏，但除了大规模战争期间，国际贸易在磕磕碰碰之中总体上向前发展。在一个不完全信息的世界里，牛鞭效应引起一轮又一轮的库存问题，产业内的商品贸易随之波动，恰如集装箱从一箱难求价格飙升，再到新造的空箱在港口堆积如山。
自然灾害总在提醒企业，务必做好备份和预案。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瑞萨电子、信越化学、东芝等厂商产能受到破坏，全球半导体和汽车供应链随之震动，这几乎是2020年初武汉疫情期间全球汽车供应链中断的预演。此后，丰田的半导体库存增加了6个月左右，厂商们加固建筑根基，2018年在日12家半导体企业承诺守望相助。2021、2022年福岛强震再次来袭，让当时饱受缺芯之苦的全球汽车厂商雪上加霜。
供应链韧性意味着冗余，成本增加，韧性越强浪费越多。更多的时候，产业界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试问怎么为十年一遇或者百年一遇的地震、核泄露、传染病、气候灾难等突发危机，花费巨额成本构筑应急系统？追求安全的道路可是没有止境的。在效率至上的竞争环境下，花大钱做短期或中期不见效的事情，可能会让企业出局。只要全球化这件衣服修修补补还能穿，市场竞争和商业逻辑还能凌驾于政治考量之上，基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并追求成本最小化和效率最大化的全球供应链，就还能运作下去。从根本上说，这套供应链是主导价值链的跨国公司编织起来的，是他们利益所在，不想衣不遮体，追求韧性必然是有限度的。
今天的全球化和供应链，在广度和深度上，与上个世纪、四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最重要的区别，是价值链的快速成长。
二战后初期，南北贸易还是以产业间贸易主导。北方工业国购入南方新生民族国家的原料、能源等初级产品，生产制成品服务全球市场，南方国家似乎处于不利的贸易条件下，而这种境况又让人想起殖民时期受剥削的历史。在发展经济学家如刘易斯、罗斯托和钱纳里看来，积累资本以推进工业化，似乎是民族国家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他们的理论恰为自力更生的赶超战略，实施贸易保护和资本品进口替代，以及某种程度的幼稚产业保护提供了依据。
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倒是如火如荼。在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前，工业化国家制成品的贸易比重持续攀升，按后来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这是以规模经济为基础进行专业化分工的结果，不需要生产要素的互补，也能让参与国家获得更大的收益。打个比方，丰田的小排量轿车，和通用雪佛兰各有其客户群体，于是形成美日相互出口汽车的贸易格局。不完全竞争加上统一大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当然还有集装箱海运的普及，让西方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普遍发展。在繁荣时期，企业集团以大为美、规模快速膨胀，从产业内垂直一体化发展到非相关多元化，直到撞上石油危机和滞涨时代。由于依附于大企业的中小企业，主要在一国内发展，一直到80年代，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占据较大比重。
航运、航空交通和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为全球价值链提供技术基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认为市场经济加上民主将是最终归宿，洋溢着历史乐观主义。新自由主义兴盛一时，华盛顿共识给拉美和东欧转轨国家下了一通猛药，只是大多数不见效。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起，占全球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进入分工体系，将全球经济的要素总量拉高了一个量级。当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跨国公司终于可以放心无虞，离岸外包快速发展。无工厂制造商比如苹果、耐克，主导着以品牌和生产驱动的价值链；在电商崛起之前，沃尔玛、开市客等全球零售商，主导着以市场和渠道网络驱动的价值链。
随着模块化生产在电子产品等领域的广泛应用，21世纪的全球贸易，从商品贸易发展到任务贸易，同一个产品内不同生产环节甚至工序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工，数量庞大的中间品和零部件在国家之间进进出出，从电路板到主机板，中间可能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反复周转。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教授还在惊叹，1992年中国出口产品所反映的复杂度，相当于当时中国人均GDP高6倍以上的国家，而这正是全球价值链的特点。在电子产品方面，联发科的芯片方案助推了深圳华强北的山寨手机崛起，IDH解决方案商带动的出口，足以让秉持制成品出口反映要素禀赋的经济学家目瞪口呆，以为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一大高技术产品出口国。这是一个超级全球化的时代，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
按照商品总值的传统贸易统计方式存在缺陷，基于增加值的统计更能反映问题，还要考虑其他国家通过中间品以及服务贸易的转出口。邢予青教授举例，苹果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2021年足足有684亿美元），没有一美元被贸易统计算作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虽然中国在价值链的位置一直在攀升，在一部苹果手机中获得的增加值，从2009年的6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00美元，但传统贸易统计方式无疑过度放大了中美贸易顺差的规模。经济学家很容易理解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还可以给出更多的解释，不过特朗普可不管这些，美国对华鹰派也乐于顺水推舟，利用贸易战推动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脱钩。
一定程度的供应链韧性是必要的，企业家最善于适应现实。贸易保护作为一种产业政策，按照原来在剑桥大学的张夏准教授的理解，本来就是过去几百年工业化国家攀升的阶梯，现在反过来踢翻了穷国的晋升之阶。在全球垄断竞争的产业，特别是初始成本巨大的产业，依托国家干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大规模补贴以及对国家冠军企业的扶持——克鲁格曼称之为“战略性贸易政策”——可能是有效的，只是难免走向零和博弈。在波音和空客的长期斗争中，国家干预从未缺席。总而言之，供应链韧性也好，贸易保护也罢，对跨国公司和出口企业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自贸易战爆发以来，一些经济学家讨论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重塑全球市场秩序的前景，似乎CPTPP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如果这条路走得通，也算是为全球化、超级全球化续命，可以称为“超级再全球化”。可惜的是，大国战略互信的水平持续下滑，地缘政治考虑占据上风，对贸易双赢的理解，让位于让谁发展得更慢、失去得更多。通过行政命令、贸易保护以及各种产业政策，推动在岸外包、近岸外包、区域一体化，压制敌手国家战略性产业和科技的长期发展，已然成为现实。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阴影笼罩着全球经济。欧美银行业的危机若隐若现，新的疫病大流行也许并不遥远，遏制气候危机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短。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古老的东方智慧，或许还能为世界经济和全球人民的福祉贡献一点力量。
